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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启:群众路线是沂蒙精神的生命线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19/07/16 09:52:07 来源:www.sdymdxjyzx.com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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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群关系的密切与疏离:革命事业成功与挫折的晴雨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力,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重任。山东党组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动员组织山东人民一起抗击日伪、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逐渐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强大力量。

      (一)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人民群众看到希望

抗战时期,在山东,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人民群众在反复比较、体验中,找到了最可信赖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抗战初期,山东仅有2000名党员,党在山东的力量弱小、群众基础薄弱。在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南逃之时,山东党组织发动了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山东省委由黎玉、林浩、张霖之组成,黎玉任书记。10月,省委提出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制定分区域抗日武装起义计划。11月,黎玉将抗日武装起义计划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书面报告。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武装起义,打响了山东抗日第一枪。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在这支抗日武装的努力下,开创了大大小小许多抗日根据地。罗荣桓曾经评论,“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开辟的,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而山东却是由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此时,土匪、民团、会门武装趁机而起,全省游杂司令多如牛毛,伪组织纷纷建立,国民党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深入敌后抓政权、建军队。救国的旗帜满天飞,人民群众真伪难辨。正统思想观念极强的山东人,视国民党军队为政府军,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合法政府。

      对于山东抗战初期的形势,时任省委书记黎玉说:众多的土匪武装多为敌、伪、顽主要的直接后备力量。他们与我们争人、争枪、争地盘。以沈鸿烈、秦启荣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却大多军纪败坏、游而不击。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不久即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攻克县城15座,给日本侵略军以痛击。同时,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人民群众誉为“菩萨部队”。与扰民剐民的“政府军”和名曰抗日实为“抗民”的土匪武装形成了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对年轻的山东八路军有了全新的认识。

      山东党组织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冬天罗荣桓到达苍山大炉,争取开明绅士万春圃就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实践。在策略上,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制定了“拥护于学忠,联合东北军,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方针。后来于学忠撤出山东。1943年9月3日,毛泽东曾经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

      (二)党群关系遭受严重挫折

      虽然山东抗战有着良好的开局,但是,山东党组织一段时间内,由于对党的依靠力量主观上认识不清,客观上忽视政权建设、轻视群众工作,致使党群关系很不稳固,在此后日伪军残酷“扫荡”中,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清剿”、“蚕食”、“封锁”,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诱降方针,诱使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队投敌。在日伪军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和封锁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大部被分割或丢失,党的群众基础薄弱的状况凸显出来,如在1941年的日军大“扫荡”中,“鲁中沂南县479个村,能坚持工作的只有9%,与敌人妥协的有197个村,其他一部分村政权大都动摇,最坏的竟有把抗日工作人员和抗日的资财无耻地献给敌寇的痛心现象”。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丢失1.2万平方公里,占根据地面积的1/3,人口由1200万减至750万,八路军损失1.4万人,占八路军总数的1/4。

      二、群众路线的转折与调整: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

      对于山东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黎玉在1943年群工会议上指出:基本群众基本上没发动起来;最缺乏群众观念;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到处习惯于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

      (一)产生问题的原因

第一,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工作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共山东分局,本应成为统筹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中心,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其主要原因,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分局领导之间团结协作不够,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工作中没有很好配合。《八路军115五师征战实录》对115师和山东分局矛盾作了这样的叙述:115师和山东纵队是平行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党的整体作用。1942年2月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指出:“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转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以考查,予以解决。朱瑞如能离开山东,中央催调他来延参加大会。”

      第二,工作中存在缺点错误。山东分局领导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认识不清,一方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对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根据地方针贯彻不力,对中间势力动摇性认识不足,在反磨擦斗争中又表现得被动和无计划,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最好时机。另一方面,在处理内部问题上又犯有“左”的错误。在党内和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中乱开斗争会,使一些党内同志和非党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锄奸政策带有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锄奸工作扩大化。同时,群众工作也没有深入,过去曾经蓬勃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也未能予以巩固。党中央要求“减租减息”、“提高群众优势”,但山东分局对此存有异议。

      第三,山东根据地布局不合理,不便开展工作。面对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即便当时山东干部思想统一,也很难依靠自己招架。山东根据地被日伪军分割成块。根据地大而分散,干部数量较少。

第四,山东领导机关存在的作风问题。山东分局的总结指出:“在领导机关中产生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领导机关还表现着老大、笨重、形式及工作中军队化、官僚化、太平气象、大后方的作风等严重现象”,等等。

      (二)党中央和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山东,山东工作呈现新局面

党中央和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山东的原因:一是刘少奇此前任北方局书记,了解山东情况;二是刘少奇善做群众工作,善把握情况,掌握大局;三是刘少奇作为早期革命者,来山东指导朱瑞、罗荣桓等山东党政军群同志工作,能压得住阵脚。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临沭县西朱樊村。随后,刘少奇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在刘少奇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从4月26日起,刘少奇还分期分批、有针对性地向山东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根据地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工作”,山东分局认真总结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上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使山东根据地工作有了明显转变。

      第一,调整了根据地党政军机构和领导班子,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当时,山东根据地内部除了主要领导之间团结协作不好以外,地方与军队、八路军第115师与原有地方武装山东纵队之间,均存在一定隔膜。1942年4月,刘少奇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1)山东一切领导集中于分局,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2)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由万余人缩减为3500余人,干部统一分配。(3)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第115师建制,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胶东第五旅为机动部队(该旅以后也拨归第115师)。(4)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分局副书记、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均驻第115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起办公。通过组织上的调整,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增强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后来,朱瑞、陈光先后去延安学习,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彻底实现了“一元化”领导。

      第二,系统地总结了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山东领导干部的认识。当时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000人、伪军8万多人,合计11万多人。这些日伪军占据着交通要道和政治经济中心,严密封锁津浦、胶济铁路,使我方大部队无法通过。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13万人,其中反共的有8万多人。山东八路军武装有11.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从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来看,日伪占优势,国民党次之,而我方则居于第三的劣势地位。在对客观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刘少奇向山东领导干部们指出:“目前山东敌友我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转引自《罗荣桓传》)对此局面,当时山东党组织在认识上还不充分和统一,曾失掉了许多取得历史先机。刘少奇告诫山东党组织, “第一,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最艰苦的两年,我们不要中途夭折了,无饭吃,吃草也要吃两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第二,要准备好我们一切的条件,调查研究好,干部训练好,经验教训总结好,根据地巩固好,充分准备好,就不会失去先机。”(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指示》,引自肖华1942年4月26日笔记。)刘少奇的指示统一了山东干部的认识,为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三,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出现新气象。首先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抗战初期,山东分局在统一战线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领导上偏软,不够果敢有力。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指出:“我们一定要强调党和军队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巩固联合,光联合不斗争,就会失去党和阶级的立场。”(转引自肖华《难忘的四个月》,《红旗》1981年第15期。)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纠正了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错误,山东的整个对敌斗争形势迅速改观。一部分搞“曲线救国”、坚决反共的顽固派、投降派,在我自卫反击的铁拳下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对一些愿意抗日联共的地方势力派(即中间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其次是在群众运动方面打开了新局面。在刘少奇到达以前,群众工作在山东是最薄弱的一环。对此,刘少奇严肃地指出:“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分析形势得出观点:“轰轰烈烈开展大规模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解决山东问题的‘牛鼻子’”。山东分局由此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

      第四,帮助山东根据地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和各项任务。刘少奇还从山东根据地战略地位和客观形势出发,帮助制定了山东的党和军队今后的任务。刘少奇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内国际的伟大事变。”为了完成这个总任务,刘少奇还提出了六项具体任务。这些任务,后来被写进山东分局《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这一纲领性文件对山东根据地渡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和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刘少奇指示,从1942年下半年起, 山东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冬学运动、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等,萧华评论说:“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山东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广泛开展了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军民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全省90%的地区实行了土改,2000万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3000万亩土地,翻身做主人的光明前景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看到还是共产党好!

      三、群众路线的实践与成效:弘扬沂蒙精神的启示

      从山东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的历程看,山东共产党人始终为实现人民利益甘于牺牲、不懈奋斗,这种牺牲和奋斗越来越被人民群众所认可、所珍视,并转化为对党的高度信任,进而呈现出毁家纾难、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用生命保护党的干部等甘愿奉献的崇高精神。这就是沂蒙精神的本质体现,这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弘扬沂蒙精神的意义所在。

      第一,弘扬沂蒙精神必须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从山东根据地发展历程看,抗战初期,人民群众是在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游杂武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比较中,开始心向共产党、选择共产党的。朱瑞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指出,“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依靠,故斗争的胜利,取决于群众。”山东党组织在曾经的挫折中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措施,并在根据地内深入贯彻实施,从而成功确立了党群血肉相连、骨肉相亲的密切关系。黎玉在1945年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时指出,“一切工作的基础首先在于发动广大的基本群众,并改善其生活”,“我们党委的责任,首先要全始全终、茹苦茹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使党的周围拥有广大群众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党的群众观树立的牢固并真正付诸实践,党就会赢得人民的全力支持,革命事业就会不断走向胜利。

      第二,弘扬沂蒙精神必须维护群众利益、站稳群众立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内改革税制、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而国民党在统治区内收取名目繁多的抗日捐税,不断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据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山东1942年国民党统治区、伪占区和根据地部分村庄每月每亩负担调查,国统区负担比根据地重8.7倍,伪占区负担比根据地重5.1倍。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内掀起生产、土改高潮,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收入大大提高,而国民党为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46年9月1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分得土地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据统计,仅山东解放区,除向人民解放军输送95万兵员,组建9个纵队和1个军外,还出动1106万民工、民兵,转战17个省市,参加几十个战役。

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给党以无私无畏地奉献!这就是群众路线的威力!

      第三,弘扬沂蒙精神必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建立什么政权是抗战初期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后,鲁东南人民成立了鲁东南的工、农、青、妇救会的领导机关,并选举出席全省联合大会的代表。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开幕。大会选举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豪情满怀地说到:今天的大会,确实是伟大的,是山东空前的伟大,是山东空前历史意义的伟大。

      实施民主选举、彻底改造村政权,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1940年9月,省临参会通过的省战工会《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指出: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赞成抗战、赞成民主者都能参加民主政治。到1943年冬,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了选举。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公布施行《人权保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党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

      掀起冬学运动高潮,让人民群众从迷信保守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广泛性的群众性教育运动,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并与群众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相结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根据地内呈现出“村村办夜校,家家读书声”的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

      根据地开展新文艺运动,教育引导群众走上光明的道路。1945年春节,滨海区劳动模范吴满友率领男女秧歌队、剧团到延安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拜年,献演了反映沂蒙合作化运动的《小放牛》和妇女参加大生产的《妇织》,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称赞。抗战时期,国防剧团、孩子剧团、姊妹剧团、耀南剧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等艺术团体相继成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剧团、宣传队每到一地,就会出现青年、妇女、老人、儿童争相学唱抗日歌曲的景象。

      传播科学理论,武装群众头脑。抗战时期,《大众日报》、《抗战日报》、《战地文化》、《先锋》、《战线》、《行军日报》等报刊杂志出版发行,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主张,启发民众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当时《大众日报》强调自己的宗旨是“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

      正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彻底获得解放并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迸发出了参军、参战,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第四,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培育优良作风。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部队纪律。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主要内容之一:部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做到秋毫无犯。 1943年3月,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八路军115师发出《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尊重地方政府,认真研究和坚决执行政府法令,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注意节省民力财力。黎玉在回忆山东抗日斗争时谈到部队的发展,主要依靠严明的纪律,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时就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从一开始就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人民武装。有一组数据说明这个问题:在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干部战士的人数比为1:10,而战争中阵亡的干部战士的人数比却是1:5.干部牺牲的概率是战士的两倍。当干部意味着责任、奉献甚至生命。

      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沂蒙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保持党、人民军队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天,深入研究沂蒙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关系,对于弘扬沂蒙精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意义。

      林学启(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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